《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给陈来生的证明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中央文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秘书处在上海设立的地下文书档案库，保存了党成立初期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2万余份核心档案。在中央撤离后长达20余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这些档案一直深藏敌伪统治森严的心腹地带。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由最后一任保管者陈来生全部清点装箱，送交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珍藏在上海市档案馆的《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给陈来生的证明信》中写明，这批“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档案保存完好，“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证明信以毛笔写就，短短17行字，虽是两页轻薄纸张，却分量千钧，见证了中央早期档案的回归。
系统留存党的早期历史记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期处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围剿”之下。为了安全，中央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字留痕：文件传阅限制范围，涉密的一般要求阅后销毁，一些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依靠口头传达等。
展开剩余78%建党后较长一段时间，由于缺乏固定的办公场所和专业的文件管理人员，中央一时无暇关注文件管理事宜，文件一直处于分散状态，自然散存于各级负责人或秘书手中，存放场所常为他们的住所、秘密联络站或租用的隐蔽房屋。
1926年7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要求中央“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据此，中央秘书处成立，内设文书、会计和交通三科，文件工作由文书科负责，中央文件进入分散保管与部分集中保管并存的管理阶段。
1927年10月，中央秘书处由武汉迁回上海后，文书科改为文件保管处。1930年4月，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的信》中指出：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此后，中央文件大多集中存放在文件保管处。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文件保管处撤销，中央秘书处的张唯一在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顺昌里找到一处安全的洋房，将原文件保管处积存的20余箱文件安置其中，党的历史上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为“中央文库”，也形象地叫作“一号机密”。
党的机关档案规范管理的开端
1931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到秘书处视察工作，发现未经整理的文件与报刊、图书、宣传品混杂堆放，其中不乏机密要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在复杂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文件管理混乱且无章可循的状况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风险，随即指示由瞿秋白起草一个文件处理办法。很快，了解苏联文件处置规程的瞿秋白制定出《文件处置办法》。
《文件处置办法》篇幅不长，三页、七条，行文简明，规定了文件分类整理、编目、留存、销毁的原则与方法，以及资料的收集、保管等内容，是现今发现的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机关文件管理规定，是党的机关档案规范管理的开端。
《文件处置办法》制定后，周恩来即在上面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并提出重要文件最好保存三套的想法：一套由文件保管处保存，供日常工作利用；一套交共产国际，远程存放；一套本地异处备存。最终，计划送共产国际保存的设想受形势和条件所限未能实现；异处备存文件也已被销毁。因而，中央文库保存的档案成为唯一系统留存中共中央早期情况的历史记录。
这些档案主要包括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党中央的决议、纲领和宣言；《共产党》《红旗》等党刊；中央与各级党部往来的信件；共产国际与我党来往的指示、报告；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等革命先烈的遗嘱、遗墨、遗照等。
接力守护中央文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令党的早期领导人牵挂的这些文件一直藏匿在上海。为了安全，文库曾数易库址，每遇险情，必须搬迁；更换保管者，必定搬家。上海市区有记载的文库旧址先后有十余处，明确承担过文库保管工作的同志有张唯一、陈为人、韩慧英、韩慧如、徐强、李云、吴成方、周天宝、刘钊、缪谷稔、郑文道、陈来生等10余位，其中陈为人、缪谷稔、郑文道3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间，按照保密规定，党组织只派一名干部与之单线联系，要求其他领导不过问文库事项，文库工作人员独自居住，减少与外界往来，不参加支部会议，不参与群众进步活动，不发表政治言论，勿使敌人察觉，邻居知晓。组织形式上，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以“家庭化”掩护身份，工作人员可以扮成公司雇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跑单帮的、摆杂货摊的，也可以伪装成老太爷、二房东、佣工等社会角色。
1942年7月，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过守护中央文库的重任，是中央文库历任保管者中年龄最小、守护时间最长的一位。陈来生，今上海南汇人，1919年出生，1938年在慈愿难民所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年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历经地下交通和情报工作等磨砺，已经成长为具备坚强党性和灵活对敌经验的“老地下党员”。
陈来生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根据保密原则，中央文库除了定期转移，又因知情同志被捕和房东改造住宅等原因数次搬迁。每遇危机，均能在他的周密安排下化险为夷。当时，日伪在上海“强化治安”，街头巷尾布设明岗暗哨，宪兵和警察穿梭巡逻，随时随地拦下行人搜身，俗称“抄靶子”。在此背景下，为了将中央文库转移到新址，陈来生想出“小鱼钻网眼”的转移办法。他动员全家人参与，分头扮作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每人每次仅携带几份文件，夹在货品中穿行小路和隐蔽弄堂，蚂蚁搬家式地完成迁移。
1949年上海解放，陈来生将中央文库送交上海市委组织部后，华东局办公厅请示中央办公厅如何处理这批档案文献。中共中央办公厅复电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中央秘书处。1950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处资料室副主任罗文等同志将中央文库全部档案护送交中共中央秘书处，后入藏中央档案馆。这些档案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艰难探索，为科学客观地研究党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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