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一架编号9287号的美国C-87型军用运输机执行特殊货运任务——从檀香山起飞，经关岛、印度尼西亚，降落在印度加尔各答乔哈特机场，补充燃料后准备前往中国。机组四人：正驾驶威廉姆·格温中尉、副驾驶阿瑟·E·威尔森中尉、无线电员阿尔伯特·斯库勒列兵、乘员领队詹姆斯·E·爱伦技术军士。
机上装载的不是武器弹药，而是国民政府急需、在美国印制的3.5亿元关金券，装了34个铁皮箱。
关金券全称“海关金单位兑换券”，1931年发行，原仅用于缴纳关税。1942年因抗战通货膨胀，国民政府宣布1元关金券兑20元法币，使其成为市面通用的大额钞票。彼时20元关金券即可购买一担大米。
11月8日，飞机从乔哈特机场起飞，经缅甸进入中国，沿驼峰航线飞越横断山脉向四川飞去。飞抵成都西北约一百公里的汶川县三江乡盘龙山上空时，突遇强气流与浓雾，机身失控坠毁。机组四名美国军人无一生还，34个铁箱中的关金券被冲击力撕碎、抛散，钞票雨洒满冰封的山谷。
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最危险的空中运输线，航线沿途山峰海拔多在4500米以上，气候极端恶劣，坠机事件频发。从1942年至1945年，在这条航线上坠毁和失踪的飞机超过600架，牺牲飞行员逾1500名。
运钞飞机的失事地点位于川西深山，冬天积雪没膝，交通隔绝，外界无从得知飞机的坠毁位置。因此，失事后未组织搜救。
时值寒冬，宝顶山积雪没膝，残骸与钞票一同被掩埋，沉寂了半年。
1945年6月，积雪消融。灌县（今四川成都都江堰市）水磨镇牛塘沟村的药农李海廷、王少荣，结伴上宝顶山（盘龙山主峰）采药。二人经过海拔3800米的盘龙寺一路上行，在洞洞棚住了一晚。
第二天到山顶，发现几张关金券，起初疑为冥币，不敢捡拾。可越往前走发现越多，抬头望去，山坡上被冲出一丈多深的槽，一堆飞机残骸躺在地上，机头撞烂，漫山遍野都是碎片和钞票，成捆成扎，有的还残留铁皮箱痕迹。
二人走近残骸，发现四名外国机组人员遗体。李海廷捡起钞票细看：印刷精美，印有孙中山头像、“中央银行”和“关金拾元”字样。他将钞票放进嘴里咀嚼，嚼不烂，手撕可见尼龙筋，才知道是真钱。
横财的狂喜瞬间上头，他们疯狂把背篓装满钞票，直到装不下，抄小路回家，并约定守护秘密。因钞票潮湿，李海廷铺在玉米壳上晾干。仔细一数，背回七百多万元。
这些钞票票面编号开头有“NJ”“PJ”“GJ”等字样，“J”在扑克中称“钩”，便称之为“钩钩票子”。
李海廷本是普通药农，自从背回“钩钩票子”，变了模样——不再挖药，雇人薅玉麦地，用盆装肉、大碗喝酒，还送乡邻粮食，一时成了乡间“红人”。
不久后，李海廷安排11岁的儿子李全福再次上山。他咬牙背回124万元。父子将第二批钞票藏在石窖里，却被邻居周金华察觉。趁李海廷再次上山，周金华撬开石窖，将钞票尽数取走。李海廷不敢声张，只能自认倒霉。
李海廷第三次上山，把捡来的钞票藏在空灶膛内，被闻讯而来的保安队士兵搜到。士兵们刨开灶灰，洗劫一空。即便如此，李海廷仍第四次上山捡拾。
另一边，王少荣背回钞票后也没能守住秘密，加上李海廷出手阔绰，“宝顶山上有飞机失事散落钞票”的消息很快传开。3.5亿元关金券，单凭几人用背篼背远远装不完，消息扩散后，灌县、汶川的乡民纷纷放下农活，背着竹篓、麻袋涌向宝顶山，一场哄抢拉开序幕。
宝顶山上日夜喧哗，捡钱人络绎不绝，不仅有水磨、三江、漩口等地乡民，映秀、玉堂乡的人也闻讯赶来。随着上山的人越来越多，捡拾变成争抢，有人为多捡一张大打出手。
当地的土匪恶霸趁机混入，不仅上山抢钞票，还冲进藏有票子的乡民家里抢劫。一时间，宝顶山周边土匪横行。
为了自保，百姓纷纷花钱买枪，水磨镇商店里最畅销的除了大米，便是各类枪支。钞票引发的命案仍时有发生，盘龙寺的悲剧便是其中之一。
盘龙寺地处上宝顶山要道，是过往捡票人歇脚的中间站。寺内三名和尚：海平、钱和尚和曾当过国军连长的周南平，都是最早一批参与捡拾关金券的人。
随着捡拾的钞票越来越多，和尚们产生了纷争：钱和尚担心此事迟早会被官府察觉，准备报官；周南平贪婪成性，一心想着吃独食，反对报官。两人争执不休，周南平为了扫除障碍，趁钱和尚不备，用美军机组人员遗体上的手枪，一枪将其毙命。随后周南平收拾寺庙的部分钞票潜逃，不知所踪。
钱和尚死后，土匪姚荣太获悉盘龙寺藏有大量关金券的消息。姚荣太带领手下伍定国、郭锡三、胡国猷等闯入盘龙寺，逼迫海平交出藏匿的钞票。海平不愿配合，被姚荣太等人打死，盘龙寺被洗劫一空。不久，盘龙寺因一场无名大火，化为灰烬。
大量“钩钩票子”流入民间后，迅速冲击灌县、成都市场，引发抢购风潮。捡了票子的人家出手阔绰，水磨镇数十家商店的货物被抢购一空，物价飞涨，甚至波及灌县及周边地区。
随着“钩钩票子”回流中央银行，工作人员根据钞票上的特殊编号，发现正是运输途中遗失的关金券。中央银行当即急电重庆，请示国民政府财政部。
1945年8月1日，行政院分别电令军委会成都行辕、四川省政府、川康绥靖公署，要求速派要员赶赴现场搜缴。
4天后，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杞思典率领省府、绥署、宪兵团、中央银行等单位人员，直奔水磨镇，责令灌县县长肖天石会同区乡公所人员搜缴。
8月9日，钞票搜缴组在水磨乡公所召开会议，下达清还关金券的命令：“所有捡到的关金券，一律停止使用，限10日内全部上交乡公所，由乡公所统一交至中央银行，逾期不交者，以军法论处。”
告示一出，“钩钩票子”被禁止流通。凡是上过宝顶山、藏有“钩钩票子”的人，都成了审查对象。胆小老实的乡民很快主动上缴，只求免受牵连；胆大刁蛮者则偷偷转移，试图蒙混过关。搜缴行动开始后，起初按张数清点，因上交者众多，人手不足，改用秤称。按十六两旧秤，每2两5钱关金券折算为10000元。乡公所楼上很快堆积起如坟包般的两大堆钞票。清理官员满载而归后，留守的保安队又在水磨街设卡搜查行人，无论身上携带的是飞机失事散落的关金券还是普通法币，一律没收，导致民怨四起。
最先发现钞票的李海廷，成了重点审查对象。背回的“钩钩票子”一部分被他挥霍，大部分被偷被抢，剩余寥寥无几。他原本指望向借过他钱的豪绅收账，再将收回的钱上缴，可豪绅此时翻脸赖账，倒打一耙，诬陷他藏匿关金券不交。乡公所当即把李海廷抓起来关进乡公所，私设公堂，施以老虎凳等酷刑，不久，李海廷被折磨致死。
李海廷的家人也未能幸免，他死后，家人不仅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还要面对官府的盘查和勒索。一时间，水磨镇笼罩在“钩钩票子”的阴影中，普通乡民家家自危。
清查期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早已觊觎这笔横财，纷纷借机敛财。保长董友志则借催交关金券之机，四处勒索乡民，搜刮无数，后来干脆带着亲信前往成都挥霍，据说短短一年多时间，花费近千万元。
水磨乡乡长王允中，曾受王茂春、王正才兄弟委托，代为上交两背关金券，可他并未按规定上缴乡公所，反而转手将钞票交给妻弟任栋臣，让其带着钞票前往懋功（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做鸦片生意。乡民代表会主席王晋卿，借清查之名大肆勒索贪污，积攒下巨额赃款后，在灌县开设油米铺，还购置了三十几亩良田，一跃成为当地富豪。
灌县县长肖天石更是贪得无厌，他在水磨乡坐镇搜刮近一个月，敛取了大量钱财，返回县城后，不仅未将追缴的关金券解送成都中央银行，反而用这笔钱财贿赂上司，掩盖自己的贪腐。
1946年6月，成都行辕下令让其限期解送关金券，肖天石却百般拖延，反而以“票子掉在四区，应由群众赔偿”为由，在当地田赋中增添附加税，将追缴不力的损失转嫁到无辜乡民身上。
乡民们忍无可忍，联名向四川省政府上告，省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只是解除了肖天石的县长职务，可他贪污的钱财却没有追回。
经过数月的清查搜缴，灌县政府和中央银行灌县支行向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移交的关金券仅1724.02万元，尚不足遗失总数的5%。
当时，国民党政府曾对携款潜逃的周南平等人发出通缉令，但不久后解放战争爆发，追踪不了了之。
新中国成立后，关金券变得一文不值，有人家中还藏有成堆的“钩钩票子”，只能拿来糊墙、引火，这些曾经引发血雨腥风的财富，最终沦为废纸。
盘龙寺的香火早已断绝，只留下一片荒芜的庙基，诉说着当年的血腥与喧嚣。但那场因“钩钩票子”引发的浩劫，却永远留在了川西百姓的记忆中——一夜暴富的狂喜、家破人亡的悲痛、贪官污吏的贪婪、普通乡民的苦难，都沉淀在群山之中，成为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7月28日，失事飞机的残骸被运到成都建川博物馆飞虎奇兵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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